周伟焜:从IBM中国到中国IBM

2009年 8月 1日 阅读量: 215

  41年前,周伟焜从香港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进入IBM,便再也没有离开;而最后在中国任职工作的14年,成为他职业生涯的顶点。

  IBM与中国的业务联系源远流长,可以追溯到70多年以前。早在1934年,IBM公司就为北京协和医院安装了它的第一台商用处理机。1936年,IBM公司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,这是当时IBM在远东的第一个办事处。此后,战事频繁等原因隔断了IBM与中国的联系。30年后,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,IBM公司再次来到中国。

  1979年,IBM为沈阳鼓风机厂安装了一台IBM370型计算机,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装的第一台IBM中型计算机。“当然,那一次并不是IBM主动推销自己,而是中国政府主动找到了我们,即使这样我的很多同事仍然不看好中国市场。因为虽然中国已经开始进行改革开放,但对于当时国外的人而言,谁也不确定这样的政策会发展到什么程度。可以说,我们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这第一笔生意做得是 ‘小心翼翼’,完全是试探访式的。”周伟焜笑着回忆道。

  这次成功探访,拉开了IBM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序幕。上世纪80年代,IBM先后在北京、上海设立办事处,中国市场也没有辜负IBM所抱有的巨大期望,IBM在华业务突飞猛进,尤其是1990年,IBM实现有史以来利润最好的一年。

  当时,美国《新闻周刊》一位记者认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,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这一片区域将成为全球发展最活跃的地区,他的观点给了周伟焜很大启发。1991年,周伟焜提出了对IBM日后发展影响巨大的设想——建立IBM大中华区架构。1992年,IBM中国有限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,这是在中国最早期的全资独资企业,此举使IBM在实施其在华战略中跨出了实质性的一步,掀开了在华业务的新篇章。1994年初,IBM公司新任总裁郭士纳先生访华,他认为,虽然IBM曾在中国取得了不俗业绩,但仍低估了这块市场的潜能,因此要坚定在中国的发展。其实早在一年前,郭士纳就做出了“到中国去”的策略,IBM中国进入了全面投资阶段。也是在1994年,IBM与长城公司合资建立PC生产厂,这也是跨国公司最早将PC生产线建立在中国的实践之一,极大促进了中国本土PC产业的发展。

  1995年9月,在众多跨国企业中,IBM率先在中国成立研究中心(2006年更名为IBM中国研究院),也是IBM第一家在发展中国家成立的研究中心,表明了IBM对中国研究素质和技术的高度认可。1999年IBM中国开发中心成立,这是IBM唯一同时从事软件、硬件和服务开发的实验室,也是唯一同时进行IBM全部五个软件品牌开发的实验室。随后,IBM中国系统中心、IBM中国系统与科技研发中心、IBM创新中心等创新机构纷纷成立。IBM中国总体研发力量已经达到5000人,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国本土的人才。

  二

  1995年底,周伟焜刚到IBM中国时,问曾在电子工业部工作过的曾培炎副总理:“IBM要在中国很好地发展需要做什么?”他的回答让周伟焜记忆深刻:“你们跨国公司在中国,不能像池塘里的浮萍一样,你们要有根。”那么,在中国所谓的“根”是什么呢?买一块地?建一幢楼?拉起一支销售队伍?周伟焜认为那只代表在中国有了一个地标或形态,“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中国政府、企业、社会认可的创新合作伙伴,为中国各行各业的信息化发展竭尽所能。

  周伟焜认为:“IBM一直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地区,可以说IBM在中国的成长,很大程度上决定了IBM在未来的成长。所以,中国是IBM全球整合的战略性市场,也是IBM全球服务中心与全球创新中心的交汇点。我们全球采购总部(CPC)迁往中国深圳,把成长性市场的全球总部设在中国上海,就是最好的证明。”同时,在全球整合企业的布局下,IBM在中国的办事机构扩展至27个城市,业务渗透到320多个城市。伴随着IBM在中国的发展,IBM中国员工队伍不断壮大,目前已经超过1.6万人。除此之外,IBM还成立了10家合资和独资公司,分别负责制造、软件开发、服务和租赁的业务。

  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,周伟焜不禁感慨:“当IBM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,我们看到中国开放给世界,需要全世界的支持;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,是我们申请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份子;而现在金融危机爆发,变成全世界需要中国来参与挽救。”

  三

  经济观察报:您自1995年开始在中国工作直至退休,一直都没有离开,有没有曾经感觉到“闷”?

  周:实事求是地说,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并没有打算呆这么长时间,本以为做三四年就可以离开,但现在我已经在这里退休了。为什么?因为中国是一个“黑洞”,当然这不是贬义,而指中国是一个十分吸引人的地方。在这儿,每天都会有许多新的变化、新的机会和新的挑战,让你舍不得离开。当初我在香港、台湾工作,觉得市场太小,感觉施展不开。后来去了澳大利亚,地方虽然够大,但人太少,市场潜力依然有限。最后来到中国大陆,终于让我“得偿所愿,如鱼得水”。特别是参加了1999年中国五十周年大庆,那时候我就决定,作为中国人,我要在这里做点什么,不离开了。

  经济观察报:在IBM中国的这段职业生涯中,哪些事情特别令您印象深刻?

  周:让我欣慰的是,这十几年IBM中国实现了:“成就客户、追求卓越”。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回答你——

  最骄傲的事情:得到客户的认可。

  最怀念的事情:得到员工的信任。现在甲型H1N1流感,让我想起2003年的非典。那时候我在澳洲出差,很多同事都劝我不要回北京,说太危险。那个时候我的父亲也过世了,家里需要我回香港处理他的后事。但我觉得还是要回北京,于是在回香港处理完家事之后,我就回到了北京办公室。回来之后我们就制定了很多方案,包括如何应对紧急情况,比如如果客户的机房封了,机器恰好当掉了,我们怎么做?非典的经历让我学到一个领导该如何让他的队伍凝聚最强的战斗力。员工从对公司非常信任,也忘我地为客户工作,这种公司的凝聚力让我非常感动。

  最光荣的事情:得到中国社会的认同。IBM在2004年8月份《财富》中文版评选的“中国最受赞赏的企业”评选中,获得了第一名。IBM用了这么多年,花了很多努力终于被接受,被看作中国的一份子,我感到很光荣。

  经济观察报:工作了41年,您觉得最让您感到自豪的事情是什么?

  周:自豪不敢当,但我个人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是把中国放入IBM最主要的地图里面,当美国总部说世界是平的时候,视野里有中国的地位;同时,我将IBM带到中国,给了IBM中国一个准确的定位,让IBM能为整个国家的进步和改变做出贡献。

  在IBM,我只是完成了阶段性的工作。我希望20年以后,IBM中国在总部的地位更高,而在中国,IBM能成为一家优秀的中国本土公司,参与更多的国家建设。